紅旗下長大的臺灣資本家
當你已經能對記者從容談笑的訴說這段不堪的過往時,這無疑證明了你真的已經是個成功者,佛洛依德應會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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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下長大的臺灣資本家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彼得•馬什(Peter Marsh)
2008年6月10日 星期二
當宣建生(Jason Hsuan)談到未來幾年實現公司銷售額翻番的目標時,他開了一個玩笑。“我有一個5年計劃,”他表示,“你看,我是共產黨員。”
不經意間,這位66歲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TPV Techonology)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觸及了關於他人生經歷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細節——他認爲,這段經歷幫助他創建了這家全球最大的電腦顯示器生産商(去年銷售額爲84億美元)。
6歲以前,宣建生的童年是在中國大陸的福建度過的。但在1949年,隨著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他的父母逃到了臺灣,把他留在了大陸。
在那段動蕩的歲月裏,許多家庭背井離鄉,千百萬人生活在深重苦難之中。在祖父母的照顧下,少年時代的宣建生不得不盡其所能在中國大陸謀生。
他的家庭比較富有,在毛澤東時期屬於重點“革命”物件。他的父親曾是一位成功的紡織製造業者;在1927年至1949年的國內戰爭時期,他的叔叔曾是蔣介石軍隊的重要人物。當蔣介石逃往臺灣後,宣建生的父母帶著他的4個弟弟妹妹也逃到臺灣。“我的叔叔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在冠捷科技的北京工廠接受採訪時,宣建生淡淡地說道。
由於被父母抛棄,而且是“走資派”家庭的一員,他在學校的日子很艱難。15歲時,他被編入“勞改隊”,到中國偏遠的西南地區安裝發電設施。兩年裏,他一直住在帳篷和露天簡易房內,外面經常是天寒地凍。而且一天只有一頓飯——“一個雜面饅頭、一碗菜飯,”他回憶道。
18歲時,他患上肺結核,最終被允許離開那裏,與他的父母在臺灣團聚。兩年前,當宣建生96歲的父親在臺灣垂危之時,談到了關於他童年時代的話題。
“我父親告訴我,他很後悔把我留在了大陸。當然,我當時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怨恨。但我告訴他,回首往事,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我在大陸度過的11年少年時光。我瞭解了這個國家和民族,我學會了如何克服困難。”
如今,宣建生能夠心平氣和地回顧那段艱難時期。1988年,他與兩位同事在香港創建了冠捷科技,現在正在著手進軍電視機製造業,計劃到2013年左右實現年收入200億美元。
冠捷科技在全球設有8家工廠,其中5家位於中國大陸(共有員工約2.3萬),兩家位於巴西,一家位於波蘭。該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兩地上市,宣建生及其家族持有公司3%的股權。
冠捷的名字並非家喻戶曉。在該公司今年可能生産的5000萬台電腦顯示器中,多數將冠以戴爾(Dell)、惠普(HP)、聯想(Lenovo)和宏碁(Acer)等電腦廠商的名字。然而,在去年全球生産的1.9億台電腦顯示器中,該公司佔據了逾四分之一的份額。
宣建生拿的是臺灣護照,但他的辦公總部仍然在香港。他外表謙恭有禮,低調友善。儘管他對自己童年時期灼痛的經歷有所回避,但他談到其中的收穫時頗爲直率。
1961年來到臺灣後,後來30年的時間奔波於臺灣和美國之間。但他表示,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背景,他永遠不可能有信心於1991年在大陸開設冠捷科技的首家工廠。
這給予他十分寶貴的在大陸運營工廠的經驗,並先于多數競爭對手利用大陸極低的成本。此外,當他試圖提高工廠工人的效率和生産率時,他對大陸人心理的瞭解使他擁有一種優勢。
宣建生表示:“如果你看看我們在電腦顯示器領域的多數競爭對手,他們在大陸設廠方面遠遠落在我們後面。這使得我們擁有了巨大的領先優勢,我們在這些産品上不斷提高市場份額,就是利用這種領先地位。”該公司的競爭對手包括鴻海(Hon Hai)、華興聯昇科技(Qista)、緯創(Wistron)和群創(Innolux)等港臺製造商。
有一種觀點認爲,顯示器是一種大宗商品,沒有什麽科技創新。當記者向他提到這種觀點時,宣建生似乎有些頭痛。“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這項業務。你必須擅長很多事:不僅是製造及組裝,還包括設計、成本、物流、倉庫管理、售後服務。利潤很薄(去年冠捷科技的稅後利潤是1.8億美元,毛利潤率僅爲5%),這意味著控制成本極其重要。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他認爲,成功與失敗一線之差,使得激勵員工的工作更爲重要。他表示,近年來,他努力去瞭解和鼓勵大陸的員工,使冠捷科技幾家工廠的生産率每年提高了20%之多。
例如,宣建生談到,他認爲大陸人普遍存在的一個重要弱點,是缺乏自信心和團隊精神。他表示,這與中國大陸近來的共産主義歷史(或是微妙的反抗)沒有關係,而是中國人心理的一個方面,他不知道該怎麽解釋。“我試圖盡我所能地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對我們的員工說,如果你很好完成自己的工作,這將幫助你得到50分(滿分是100分)。但如果你幫助公司的其他人,特別是其他部門的人,那麽你很有可能拿到80分。”
宣建生還在冠捷科技的大陸工廠啓動了一個名爲“提高之夜”的專案,試圖營造一種參與的感覺,並幫助員工獲得通識教育。“我們將組織一個讀書活動,總結管理一家公司的最佳方法。我們可能挑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的《贏》中的一個章節,以及另一篇有關(負責創造的)右腦如何與(負責邏輯的)左腦協作的文章。我發現,總體來說這有助於我們提高效率的目標,並逐漸使公司變得更加強大。”
他表示,其中許多想法的靈感直接來自于他成長時期面臨的種種困難。更爲傳統的成長經歷,可能使人避免遭遇很大的苦難。但宣建生在自由市場的現代中國的成功,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歸結於他在毛澤東的革命動蕩時期學到的生存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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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下長大的臺灣資本家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彼得•馬什(Peter Marsh)
2008年6月10日 星期二
當宣建生(Jason Hsuan)談到未來幾年實現公司銷售額翻番的目標時,他開了一個玩笑。“我有一個5年計劃,”他表示,“你看,我是共產黨員。”
不經意間,這位66歲的冠捷科技有限公司(TPV Techonology)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觸及了關於他人生經歷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細節——他認爲,這段經歷幫助他創建了這家全球最大的電腦顯示器生産商(去年銷售額爲84億美元)。
6歲以前,宣建生的童年是在中國大陸的福建度過的。但在1949年,隨著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他的父母逃到了臺灣,把他留在了大陸。
在那段動蕩的歲月裏,許多家庭背井離鄉,千百萬人生活在深重苦難之中。在祖父母的照顧下,少年時代的宣建生不得不盡其所能在中國大陸謀生。
他的家庭比較富有,在毛澤東時期屬於重點“革命”物件。他的父親曾是一位成功的紡織製造業者;在1927年至1949年的國內戰爭時期,他的叔叔曾是蔣介石軍隊的重要人物。當蔣介石逃往臺灣後,宣建生的父母帶著他的4個弟弟妹妹也逃到臺灣。“我的叔叔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在冠捷科技的北京工廠接受採訪時,宣建生淡淡地說道。
由於被父母抛棄,而且是“走資派”家庭的一員,他在學校的日子很艱難。15歲時,他被編入“勞改隊”,到中國偏遠的西南地區安裝發電設施。兩年裏,他一直住在帳篷和露天簡易房內,外面經常是天寒地凍。而且一天只有一頓飯——“一個雜面饅頭、一碗菜飯,”他回憶道。
18歲時,他患上肺結核,最終被允許離開那裏,與他的父母在臺灣團聚。兩年前,當宣建生96歲的父親在臺灣垂危之時,談到了關於他童年時代的話題。
“我父親告訴我,他很後悔把我留在了大陸。當然,我當時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怨恨。但我告訴他,回首往事,我最大的財富就是我在大陸度過的11年少年時光。我瞭解了這個國家和民族,我學會了如何克服困難。”
如今,宣建生能夠心平氣和地回顧那段艱難時期。1988年,他與兩位同事在香港創建了冠捷科技,現在正在著手進軍電視機製造業,計劃到2013年左右實現年收入200億美元。
冠捷科技在全球設有8家工廠,其中5家位於中國大陸(共有員工約2.3萬),兩家位於巴西,一家位於波蘭。該公司在香港和新加坡兩地上市,宣建生及其家族持有公司3%的股權。
冠捷的名字並非家喻戶曉。在該公司今年可能生産的5000萬台電腦顯示器中,多數將冠以戴爾(Dell)、惠普(HP)、聯想(Lenovo)和宏碁(Acer)等電腦廠商的名字。然而,在去年全球生産的1.9億台電腦顯示器中,該公司佔據了逾四分之一的份額。
宣建生拿的是臺灣護照,但他的辦公總部仍然在香港。他外表謙恭有禮,低調友善。儘管他對自己童年時期灼痛的經歷有所回避,但他談到其中的收穫時頗爲直率。
1961年來到臺灣後,後來30年的時間奔波於臺灣和美國之間。但他表示,如果沒有中國大陸的背景,他永遠不可能有信心於1991年在大陸開設冠捷科技的首家工廠。
這給予他十分寶貴的在大陸運營工廠的經驗,並先于多數競爭對手利用大陸極低的成本。此外,當他試圖提高工廠工人的效率和生産率時,他對大陸人心理的瞭解使他擁有一種優勢。
宣建生表示:“如果你看看我們在電腦顯示器領域的多數競爭對手,他們在大陸設廠方面遠遠落在我們後面。這使得我們擁有了巨大的領先優勢,我們在這些産品上不斷提高市場份額,就是利用這種領先地位。”該公司的競爭對手包括鴻海(Hon Hai)、華興聯昇科技(Qista)、緯創(Wistron)和群創(Innolux)等港臺製造商。
有一種觀點認爲,顯示器是一種大宗商品,沒有什麽科技創新。當記者向他提到這種觀點時,宣建生似乎有些頭痛。“不是每個人都能進入這項業務。你必須擅長很多事:不僅是製造及組裝,還包括設計、成本、物流、倉庫管理、售後服務。利潤很薄(去年冠捷科技的稅後利潤是1.8億美元,毛利潤率僅爲5%),這意味著控制成本極其重要。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他認爲,成功與失敗一線之差,使得激勵員工的工作更爲重要。他表示,近年來,他努力去瞭解和鼓勵大陸的員工,使冠捷科技幾家工廠的生産率每年提高了20%之多。
例如,宣建生談到,他認爲大陸人普遍存在的一個重要弱點,是缺乏自信心和團隊精神。他表示,這與中國大陸近來的共産主義歷史(或是微妙的反抗)沒有關係,而是中國人心理的一個方面,他不知道該怎麽解釋。“我試圖盡我所能地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對我們的員工說,如果你很好完成自己的工作,這將幫助你得到50分(滿分是100分)。但如果你幫助公司的其他人,特別是其他部門的人,那麽你很有可能拿到80分。”
宣建生還在冠捷科技的大陸工廠啓動了一個名爲“提高之夜”的專案,試圖營造一種參與的感覺,並幫助員工獲得通識教育。“我們將組織一個讀書活動,總結管理一家公司的最佳方法。我們可能挑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的《贏》中的一個章節,以及另一篇有關(負責創造的)右腦如何與(負責邏輯的)左腦協作的文章。我發現,總體來說這有助於我們提高效率的目標,並逐漸使公司變得更加強大。”
他表示,其中許多想法的靈感直接來自于他成長時期面臨的種種困難。更爲傳統的成長經歷,可能使人避免遭遇很大的苦難。但宣建生在自由市場的現代中國的成功,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歸結於他在毛澤東的革命動蕩時期學到的生存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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