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不能像我們這樣生活!”
這篇文章是我覺得所看到文章中,對「中印新興國家在全球化世界的通貨澎漲扮演什麼角色」寫得相當好的評論之一。
不管在道德、政治上去指責中印是沒有道理的,除非哪一個國家可以創造一個完全獨立又自給自足的環境。比起指責,最重要的應該是思考在這樣的世界變動趨勢中,有什麼新契機是過去沒有而現在慢慢在萌生,自己可以先期進入扮演適當角色的。
或許從昨天玉山科協講座中,可愛的暴牙老頭施振榮所說的:「商業的創新 = 創意 + 執行力,並創造價值」,用這樣來理解,可能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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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能像我們這樣生活!”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8年6月26日 星期四
這一切實在是太棘手。中國和印度正變得日益富有,而這兩個國家的新興中產階級似乎想得到我們想要的所有東西:汽車、洗衣機,乃至肉食。而我們這些西方人則必須要強忍住自己,才會不至於說出那句話:“別!你們不能像我們這樣生活。這個地球會受不了的。我們的錢包會受不了的。你們看看油價都漲成什麽樣了!”
在世界糧食危機的背後,是全球公平性的棘手議題。從長期的角度來看,它還將成爲能源與全球變暖等相關討論中的根本議題。
然而,從目前看來,爲糧價上漲問題找到切實可行解決方案的迫切需要,已使得這個既困難又抽象的議題在很大程度上變得模糊不清。
過去6個月裏,在我遊歷的每一個地方,糧食價格問題一直在政治討論中佔據著主角。在巴基斯坦,人們告訴我,儘管外國人也許會擔心恐怖主義或是總統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但巴基斯坦的普通民衆卻更加擔心小麥價格的飆升。在中東,糧價上漲的政治影響引發了人們更加迫切的討論,超過了伊朗或巴勒斯坦問題的緊迫性。但糧價的通脹問題並不僅是貧窮國家的事情。在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的副手們指出,糧食價格與燃油價格的上漲,是薩科齊的民意支援率出現暴跌的關鍵。至於不受民衆歡迎的英國和美國政府,它們的說法也大致相似。
最近在羅馬召開的糧食峰會上,人們探討了緩解這場危機的途徑。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提出了幾項可能採取的步驟,包括加大緊急援助以及取消貿易壁壘等。
不斷上漲的糧食價格很有可能導致全球政治摩擦。不妨看一看,在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發表了一些相當平淡的評論之後,印度人做出了什麽樣的反應。布希表示,發展中國家的不斷繁榮,導致人們“需求更多的營養、更好的食物”,因此導致了“需求的上升,以及價格的上揚。”
印度方面做出了極爲強烈的反應。評論人士紛紛指責道,美國人吃下去的東西要比印度人多得多——同時還有一些難聽的挖苦話,說什麽美國肥佬、什麽吸脂術之類的。
在某種層面上,這樣的反應實在荒謬。包括世界銀行在內,多數立場沒有偏向的分析機構都同意,發展中國家的不斷繁榮是糧食價格上漲的重要根本原因。
但印度人情緒化的反應也可以理解。任何關於西方人才能享受美好生活的暗示,都讓人難以接受。歐洲和美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確實超過了中國或印度。雖然糧食價格的上漲給西方人的生活開支造成了壓力,但它在非洲和亞洲卻意味著饑荒的危險。
在這場糧食危機中,西方國家也難辭其咎——原因在於它們對生物燃料的補貼。近期有一篇美國漫畫,一針見血地描述了這種令人不快的現實。在漫畫裏,一個胖子從一個非洲孩子的飯碗裏撈走了一根玉米,說道:“不好意思。我得用這東西來開車。”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亞曆克斯•伊文斯(Alex Evans)表示,這種全球不公平意味著,如果能考慮考慮“糧食民主”而不是“糧食安全”,可能會更加有用。
計算人均消費量所帶來的道德困境,並不僅限於糧食領域。它們也非常切合全球變暖問題。
美國指出,中國現已成爲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除非把中國、印度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大國包括進來,否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協定將毫無價值。
中國方面對此作出了反應,指出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遠遠超了中國。像印度人一樣,西方對亞洲新貴的消費所引發的環境後果進行的駭人估算,讓中國人倍感惱怒。
讓這個道德窘境變得更加棘手的是,作爲今天全球變暖的源泉,大氣中的人造溫室氣體絕大部分是西方兩個世紀工業化的産物。但是,現在輪到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卻出面叫停了。正如一位巴西的評論家所言:“這就像我有幾位有錢的鄰居,他們一直在吃大餐。現在他們請我來喝咖啡,然後又要讓我分賬。”
西方政客們很難找到一種令人信服的反應方式,以應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抱怨。但他們也很難勸說自己的選民有所收斂,以適應一個更加富裕的亞洲的崛起。
因此,正如氣候變化問題一樣,在糧食問題上,我們不得不寄希望於新技術來拯救我們。過去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在20世紀初,硝基化肥的發現極大地增加了全球糧食的供應量——當時,專家們曾非常擔憂全球不斷膨脹的人口將會導致饑荒。在上世紀60年代,“綠色革命”使得農業産量的進一步躍升成爲可能。
麻煩在於,新技術令人捉摸不定。更大範圍地接受基因改良作物,可能將有助於解決糧食問題。但許多號稱可以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技術,例如太陽能和碳收集技術,都還遠未成形。
通過提供各種激勵,鼓勵人們改變行爲、投資新技術,政治人物可以幫助實現這一進程。然而,在全球逐步適應更高的糧食與能源價格、並等待新技術的出現和繁榮之際,這種轉變將會是一個極其困難的歷程。
但有別的選擇嗎?任何想讓印度和中國繼續停留在貧困狀態的解決辦法,在政治和道德的層面上都難以爲繼。
譯者/李暉
不管在道德、政治上去指責中印是沒有道理的,除非哪一個國家可以創造一個完全獨立又自給自足的環境。比起指責,最重要的應該是思考在這樣的世界變動趨勢中,有什麼新契機是過去沒有而現在慢慢在萌生,自己可以先期進入扮演適當角色的。
或許從昨天玉山科協講座中,可愛的暴牙老頭施振榮所說的:「商業的創新 = 創意 + 執行力,並創造價值」,用這樣來理解,可能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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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能像我們這樣生活!”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8年6月26日 星期四
這一切實在是太棘手。中國和印度正變得日益富有,而這兩個國家的新興中產階級似乎想得到我們想要的所有東西:汽車、洗衣機,乃至肉食。而我們這些西方人則必須要強忍住自己,才會不至於說出那句話:“別!你們不能像我們這樣生活。這個地球會受不了的。我們的錢包會受不了的。你們看看油價都漲成什麽樣了!”
在世界糧食危機的背後,是全球公平性的棘手議題。從長期的角度來看,它還將成爲能源與全球變暖等相關討論中的根本議題。
然而,從目前看來,爲糧價上漲問題找到切實可行解決方案的迫切需要,已使得這個既困難又抽象的議題在很大程度上變得模糊不清。
過去6個月裏,在我遊歷的每一個地方,糧食價格問題一直在政治討論中佔據著主角。在巴基斯坦,人們告訴我,儘管外國人也許會擔心恐怖主義或是總統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但巴基斯坦的普通民衆卻更加擔心小麥價格的飆升。在中東,糧價上漲的政治影響引發了人們更加迫切的討論,超過了伊朗或巴勒斯坦問題的緊迫性。但糧價的通脹問題並不僅是貧窮國家的事情。在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的副手們指出,糧食價格與燃油價格的上漲,是薩科齊的民意支援率出現暴跌的關鍵。至於不受民衆歡迎的英國和美國政府,它們的說法也大致相似。
最近在羅馬召開的糧食峰會上,人們探討了緩解這場危機的途徑。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提出了幾項可能採取的步驟,包括加大緊急援助以及取消貿易壁壘等。
不斷上漲的糧食價格很有可能導致全球政治摩擦。不妨看一看,在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發表了一些相當平淡的評論之後,印度人做出了什麽樣的反應。布希表示,發展中國家的不斷繁榮,導致人們“需求更多的營養、更好的食物”,因此導致了“需求的上升,以及價格的上揚。”
印度方面做出了極爲強烈的反應。評論人士紛紛指責道,美國人吃下去的東西要比印度人多得多——同時還有一些難聽的挖苦話,說什麽美國肥佬、什麽吸脂術之類的。
在某種層面上,這樣的反應實在荒謬。包括世界銀行在內,多數立場沒有偏向的分析機構都同意,發展中國家的不斷繁榮是糧食價格上漲的重要根本原因。
但印度人情緒化的反應也可以理解。任何關於西方人才能享受美好生活的暗示,都讓人難以接受。歐洲和美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確實超過了中國或印度。雖然糧食價格的上漲給西方人的生活開支造成了壓力,但它在非洲和亞洲卻意味著饑荒的危險。
在這場糧食危機中,西方國家也難辭其咎——原因在於它們對生物燃料的補貼。近期有一篇美國漫畫,一針見血地描述了這種令人不快的現實。在漫畫裏,一個胖子從一個非洲孩子的飯碗裏撈走了一根玉米,說道:“不好意思。我得用這東西來開車。”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亞曆克斯•伊文斯(Alex Evans)表示,這種全球不公平意味著,如果能考慮考慮“糧食民主”而不是“糧食安全”,可能會更加有用。
計算人均消費量所帶來的道德困境,並不僅限於糧食領域。它們也非常切合全球變暖問題。
美國指出,中國現已成爲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除非把中國、印度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大國包括進來,否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協定將毫無價值。
中國方面對此作出了反應,指出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遠遠超了中國。像印度人一樣,西方對亞洲新貴的消費所引發的環境後果進行的駭人估算,讓中國人倍感惱怒。
讓這個道德窘境變得更加棘手的是,作爲今天全球變暖的源泉,大氣中的人造溫室氣體絕大部分是西方兩個世紀工業化的産物。但是,現在輪到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卻出面叫停了。正如一位巴西的評論家所言:“這就像我有幾位有錢的鄰居,他們一直在吃大餐。現在他們請我來喝咖啡,然後又要讓我分賬。”
西方政客們很難找到一種令人信服的反應方式,以應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抱怨。但他們也很難勸說自己的選民有所收斂,以適應一個更加富裕的亞洲的崛起。
因此,正如氣候變化問題一樣,在糧食問題上,我們不得不寄希望於新技術來拯救我們。過去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在20世紀初,硝基化肥的發現極大地增加了全球糧食的供應量——當時,專家們曾非常擔憂全球不斷膨脹的人口將會導致饑荒。在上世紀60年代,“綠色革命”使得農業産量的進一步躍升成爲可能。
麻煩在於,新技術令人捉摸不定。更大範圍地接受基因改良作物,可能將有助於解決糧食問題。但許多號稱可以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技術,例如太陽能和碳收集技術,都還遠未成形。
通過提供各種激勵,鼓勵人們改變行爲、投資新技術,政治人物可以幫助實現這一進程。然而,在全球逐步適應更高的糧食與能源價格、並等待新技術的出現和繁榮之際,這種轉變將會是一個極其困難的歷程。
但有別的選擇嗎?任何想讓印度和中國繼續停留在貧困狀態的解決辦法,在政治和道德的層面上都難以爲繼。
譯者/李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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