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焦點：090625）亚洲保护主义情绪抬头

仰賴出口為GDP成長動能的國家，尤其不該鼓勵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它們將是最早深受其害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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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保护主义情绪抬头

英国《金融时报》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北京报道 2009-06-25

印尼工业部长今年早些时候曾提议，该国所有的公务员（总计400万人）都应该只穿国产鞋。

最终，此项旨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政策遭到了政府其它部门的反对。印尼贸易部长表示，这将是悍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将会招致伙伴国的保护主义报复。

整个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内部，都在上演类似的角力，在贸易额显著下滑之际，它们都在努力克制着自己的保护主义本能。

中国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都出台了“购买国货”的政府采购政策，而印度和中国已提高了出口商的出口退税率。

印度限制从中国进口玩具，印尼规定特定进口产品只许从指定的港口进口，而马来西亚已禁止工厂、商店及餐馆雇佣外籍劳工，以保护本国公民的就业机会。

韩国政府周二表示，该国计划从下月起，将小麦、面粉和液化天然气等几种原材料的进口关税提高一倍左右，尽管不久前，韩国还倡导20国集团(G20)出台一份制定新关税国家的“黑名单”。

世界银行(World Bank)表示，自去年11月份20国集团领导人承诺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来，整个地区（乃至全球）各国明显言行不一。

不过，尽管各国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日益增多，但多数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即使今年前5个月，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出口同比骤降了20%至40%，该地区在贸易方面仍相对较为开放。

与西方国家一样，多数亚洲国家政府相信，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带给人们的关键教训就是：提高贸易壁垒将招致报复性措施，并加剧衰退。

势力强大的出口游说团体，正起到遏制保护主义冲动的作用，此外，复杂的全球供应链意味着，许多进口是生产出口产品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也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总体而言，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那些在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方面表现得最为激进的亚洲政府，是那些出口依赖程度最低的主要经济体——主要是印度和印尼，其原因十分明显。

来自中国的进口激增，令印度政府尤为关注，同时，苏斯兰(Suzlon)等印度公司觉得，在与中国基础设施占相当大比重的585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有关的政府采购项目中，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排挤。

自今年年初起，印度展开了大量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并制定了各种安全标准要求，减缓了廉价中国产品的进口速度。

台湾或日本则几乎没有设置任何新的贸易限制。上世纪80年代，日本滑雪板生产商曾以日本雪的“独特性”为由，要求日本禁止进口欧洲滑雪设备，日本政府差一点就屈从于这一要求。

而实际上，整个地区各地政府都对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表示出担忧，尤其是对美国——在助长亚洲的保护主义论调方面，贡献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的“购买美国货”政策。

译者/陈云飞

英国《金融时报》艾米•卡兹明(Amy Kazmin)新德里、克里斯蒂安•奥利弗( Christian Oliver)、宋京雅(Jung-a Song)首尔、伊丽莎白•弗莱(Elizabeth Fry)悉尼、约翰•阿格里昂比(John Aglionby)雅加达、王明(Mure Dickie)东京、赛丽娜•塔令(Serena Tarling)伦敦补充报道

“你們不能像我們這樣生活！”

這篇文章是我覺得所看到文章中，對「中印新興國家在全球化世界的通貨澎漲扮演什麼角色」寫得相當好的評論之一。
不管在道德、政治上去指責中印是沒有道理的，除非哪一個國家可以創造一個完全獨立又自給自足的環境。比起指責，最重要的應該是思考在這樣的世界變動趨勢中，有什麼新契機是過去沒有而現在慢慢在萌生，自己可以先期進入扮演適當角色的。
或許從昨天玉山科協講座中，可愛的暴牙老頭施振榮所說的：「商業的創新 = 創意 + 執行力，並創造價值」，用這樣來理解，可能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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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能像我們這樣生活！”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8年6月26日 星期四

這一切實在是太棘手。中國和印度正變得日益富有，而這兩個國家的新興中產階級似乎想得到我們想要的所有東西：汽車、洗衣機，乃至肉食。而我們這些西方人則必須要強忍住自己，才會不至於說出那句話：“別！你們不能像我們這樣生活。這個地球會受不了的。我們的錢包會受不了的。你們看看油價都漲成什麽樣了！”

在世界糧食危機的背後，是全球公平性的棘手議題。從長期的角度來看，它還將成爲能源與全球變暖等相關討論中的根本議題。

然而，從目前看來，爲糧價上漲問題找到切實可行解決方案的迫切需要，已使得這個既困難又抽象的議題在很大程度上變得模糊不清。

過去6個月裏，在我遊歷的每一個地方，糧食價格問題一直在政治討論中佔據著主角。在巴基斯坦，人們告訴我，儘管外國人也許會擔心恐怖主義或是總統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但巴基斯坦的普通民衆卻更加擔心小麥價格的飆升。在中東，糧價上漲的政治影響引發了人們更加迫切的討論，超過了伊朗或巴勒斯坦問題的緊迫性。但糧價的通脹問題並不僅是貧窮國家的事情。在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的副手們指出，糧食價格與燃油價格的上漲，是薩科齊的民意支援率出現暴跌的關鍵。至於不受民衆歡迎的英國和美國政府，它們的說法也大致相似。

最近在羅馬召開的糧食峰會上，人們探討了緩解這場危機的途徑。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提出了幾項可能採取的步驟，包括加大緊急援助以及取消貿易壁壘等。

不斷上漲的糧食價格很有可能導致全球政治摩擦。不妨看一看，在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發表了一些相當平淡的評論之後，印度人做出了什麽樣的反應。布希表示，發展中國家的不斷繁榮，導致人們“需求更多的營養、更好的食物”，因此導致了“需求的上升，以及價格的上揚。”

印度方面做出了極爲強烈的反應。評論人士紛紛指責道，美國人吃下去的東西要比印度人多得多——同時還有一些難聽的挖苦話，說什麽美國肥佬、什麽吸脂術之類的。

在某種層面上，這樣的反應實在荒謬。包括世界銀行在內，多數立場沒有偏向的分析機構都同意，發展中國家的不斷繁榮是糧食價格上漲的重要根本原因。

但印度人情緒化的反應也可以理解。任何關於西方人才能享受美好生活的暗示，都讓人難以接受。歐洲和美國的人均糧食消費量確實超過了中國或印度。雖然糧食價格的上漲給西方人的生活開支造成了壓力，但它在非洲和亞洲卻意味著饑荒的危險。

在這場糧食危機中，西方國家也難辭其咎——原因在於它們對生物燃料的補貼。近期有一篇美國漫畫，一針見血地描述了這種令人不快的現實。在漫畫裏，一個胖子從一個非洲孩子的飯碗裏撈走了一根玉米，說道：“不好意思。我得用這東西來開車。”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亞曆克斯•伊文斯(Alex Evans)表示，這種全球不公平意味著，如果能考慮考慮“糧食民主”而不是“糧食安全”，可能會更加有用。

計算人均消費量所帶來的道德困境，並不僅限於糧食領域。它們也非常切合全球變暖問題。

美國指出，中國現已成爲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除非把中國、印度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大國包括進來，否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協定將毫無價值。

中國方面對此作出了反應，指出美國的人均碳排放量遠遠超了中國。像印度人一樣，西方對亞洲新貴的消費所引發的環境後果進行的駭人估算，讓中國人倍感惱怒。

讓這個道德窘境變得更加棘手的是，作爲今天全球變暖的源泉，大氣中的人造溫室氣體絕大部分是西方兩個世紀工業化的産物。但是，現在輪到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時候，西方卻出面叫停了。正如一位巴西的評論家所言：“這就像我有幾位有錢的鄰居，他們一直在吃大餐。現在他們請我來喝咖啡，然後又要讓我分賬。”

西方政客們很難找到一種令人信服的反應方式，以應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抱怨。但他們也很難勸說自己的選民有所收斂，以適應一個更加富裕的亞洲的崛起。

因此，正如氣候變化問題一樣，在糧食問題上，我們不得不寄希望於新技術來拯救我們。過去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在20世紀初，硝基化肥的發現極大地增加了全球糧食的供應量——當時，專家們曾非常擔憂全球不斷膨脹的人口將會導致饑荒。在上世紀60年代，“綠色革命”使得農業産量的進一步躍升成爲可能。

麻煩在於，新技術令人捉摸不定。更大範圍地接受基因改良作物，可能將有助於解決糧食問題。但許多號稱可以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技術，例如太陽能和碳收集技術，都還遠未成形。

通過提供各種激勵，鼓勵人們改變行爲、投資新技術，政治人物可以幫助實現這一進程。然而，在全球逐步適應更高的糧食與能源價格、並等待新技術的出現和繁榮之際，這種轉變將會是一個極其困難的歷程。

但有別的選擇嗎？任何想讓印度和中國繼續停留在貧困狀態的解決辦法，在政治和道德的層面上都難以爲繼。

譯者/李暉

中國和沃爾瑪造福美國窮人？

原來極鷹派所倡議的中國威脅論不只在台灣發生，在美國大選一樣發生；全球化到底是不是罪惡？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說法，重點是你不能在電子業的出口上享受著全球化的果實，卻對別的國家的進口大加撻伐，這似乎有點說不過去，或許民族主義論者都可以看看這篇文章，思考一下他們的理論基礎是不是有謬誤。
PS.順帶一提，台灣歷年失業率可參考主計處網址http://win.dgbas.gov.tw/dgbas04/bc4/manpower/w_103uemr_f.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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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沃爾瑪造福美國窮人？

作者：美國芝加哥大學商業研究所經濟學副教授克裏斯蒂安•布洛達(Christian Broda)爲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年6月12日 星期四

有的時候，美國總統大選聽上去像是一場想要證明誰最鄙視貿易的論戰。有關被中國人搶走飯碗以及沃爾瑪(Wal-Mart)對當地商業破壞性影響的媒體報道比比皆是。近幾周，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都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強調高收入國家轉而反對全球化的危險。這場公開辯論理所當然的認爲，這些國家貧富差距擴大是由全球化造成的。

但是不是真的如此呢？我在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認爲並非如此。論文的合著者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約翰•勞馬里斯(John Romalis)。原因很簡單。你的富裕程度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你有多少錢，一是你購買物品的價格是多少。如果你的收入翻番，但所消費商品的價格也翻番，你就沒有變得更富裕。不幸的是，對美國貧富差距的傳統認識是建立在官方量度基礎上的，它只關注前一個因素，即收入差異。全國統計資料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通貨膨脹對不同收入群體的影響不均衡，因爲富人和窮人消費的商品組合不同。

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通脹差異，明顯改變了我們對於美國貧富差距演變的看法。1994年至2005年間，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的通脹率比最貧窮的10%家庭高出6%。這意味著，如果計算準確的話，美國的實際貧富差距基本上沒有變化。

其原因與結果同樣驚人。爲什麽窮人的通脹率比富人低？很大程度上，這是由於中國和沃爾瑪。

在美國，與富裕家庭相比，貧窮家庭更大一部分收入花在價格直接受到貿易影響的商品上，例如衣物和食品。相比之下，一個人的收入越高，他在服務上的花銷就越大，而服務面臨的國外競爭比較小。1994年以來，美國商品價格的漲幅遠低於服務價格的漲幅——而且，不錯，這已經考慮到了近期食品價格的飆升。把眼光集中在最近幾個季度相對較高的食品價格，會忽略一個事實：數十年來我們所觀察到的大趨勢恰恰與此相反。

這一趨勢的部分原因在於中國。在美國商店出售的消費品中，那些中國供應量增幅最大的門類，價格下降得最厲害。例如，2000年以來中國向全球其他地區出口的罐裝海産品和棉襯衫大幅增加，這兩類商品的價格一直在下降。相反，在中國沒有涉足的領域，價格漲幅達20%以上。此外，由於中國産品的質量相對較差，中國製造所占比例較高的商品，往往更多是窮人在消費。

沃爾瑪和Target等大型超市的擴張，也是導致貧富間通脹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大型超市出售的商品與傳統商店一樣，但價格要低得多。如今，窮人在這種商店中購買的非耐用品數量大致是富人的兩倍。因此，沃爾瑪在一個城填上開業，最大的受益者是較爲貧窮的消費者。

真正令人擔憂的是，儘管存在上述種種事實，我們卻對中國和沃爾瑪存在抵觸情緒。貿易懷疑論者提出，如果你連工作都丟了，能否買到更廉價的商品就沒有什麽意義。他們應該再去看一看美國的失業率。目前美國失業率約爲5%，接近歷史最低水平。

我們必須提醒政客和公衆，貿易的益處是廣泛分享的。每當談到貿易，話題總偏向特定生産者——從法國農民到美國的紡織工人——所面臨的問題時，核心的要點就被忽略了。貿易使得每個人——尤其是窮人——能夠買到本來可能買不起的商品。

如果民衆不能更好地理解這些事實，不僅政府將會繼續維持針對中國和沃爾瑪的政策，許多不瞭解情況的消費者也會支援政府採取此類政策，而他們實際上是貿易的受益者。

*《貧富差距與價格：中國是否使拉丁美洲的窮人收益？》(Inequality and Prices: Does China benefit the Poor in America?)，（油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克裏斯蒂安•布洛達(Christian Broda)和約翰•勞馬里斯(John Romal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