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的驚恐

我們一直所談的勞動合同法、原物料上漲，其實影響的不只是台商，對中國本土商人一樣有影響，一批人消失了破產了，一批人往越南去，一批人往更內陸去，活下來的人或許成功的把外銷轉為內銷，突然想到不知是哪本漫畫的名言：沒死就能更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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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的驚恐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吳曉波
2008年7月22日 星期二

又一個來自浙江的企業家潛逃新聞。本月初，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突然失蹤，據稱他欠地下錢莊的資金可能高達20億元。金烏是國內最大的襪業公司之一，它所在的義烏市大陳鎮是世界最大的襯衫生産基地，也是最大的襪子生産基地之一。而金烏集團近年來一直位列該鎮企業的前五強。2008年初，金烏集團的公開資料聲稱其總資産爲10多億元，擁有在職員工2000餘人。

進入4月之後，浙江板塊出現了可怕的産業驚恐，中小企業倒閉時有耳聞，民間借貸成本持續上揚，一些還不出債務的工廠主潛逃，到6月份，連一些大型民營製造工廠也喘不過氣來。來自浙江省的最新資料顯示，1～6月份，浙江規模以上企業工業增加值的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5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總額增幅同比回落17.8個百分點。有1 萬家規模以上的企業出現了虧損。而展望下半年形勢，當地專家認爲“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發展趨勢較爲嚴峻。今年全省工業增長回落之勢已成，還難以判斷何時爲底”。

在三十年的歷次宏觀動蕩中，浙江民營企業是最頑強的一股力量，在每一輪重大的景氣打擊下，它們都沒有出現過潰不成軍的驚恐景象，每一次調控來臨時，它們總能夠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保護自己，找到存活下來的那條縫隙，此次出現的倒閉潮和無所適從的沮喪景象是前所未見的。

在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觀調控，依此規律，在2008年前後出現一次大調控並非意外之事。而棘手的事情是，此次的宏觀景象跟之前有很大的區別，與最近的兩次相比，1998年宏觀調控的起因是亞洲金融風暴造成了消費市場的低迷，中央政府通過啓動房地産的方式，啟動了內需，並由此帶動了重化工業的繁榮，2004年的那次，則是因爲上游産業出現了投資過熱景象，決策層進行了選擇性的懲罰，將進入鋼鐵、水泥和電解鋁的民營企業一一逼退，同時在短時間內控制對地産業的信貸，從而實現了經濟的軟著路。2008年的景象就全然不同，最重要的兩個新特徵，一是出現了15年來從未發生的通貨膨脹，二是人民幣升值造成外貿的增長壓力，調控陷入兩難局面。更陌生的是，此次調控突然失去了“假想敵”，刺激什麽或壓制什麽，都變成了真正的問題，這也許是決策層最感困擾的地方。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面大量廣的中小企業——特別是從事外向型製造産業的企業——就成了最大的犧牲群體，在過去十年裏，它們是“中國製造”的真正創造者，正是在它們和地産業的雙方推動下，中國經濟出現了高速成長，而如今，人民幣的升值以及各項成本的持續上漲，變成了兩股壓迫的力量讓它們的呼吸變得越來越艱難。

事實上，早在兩年前，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勞動力密集型外貿企業已經出現了疲軟和外逃的景象，特別是鞋革類工廠，它們當年就是從韓國、臺灣等地“漂”到中國來的，現在又從這裏向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國家“漂移”，並不是一個太讓人吃驚的情況，問題在於，地方政府一直麻木地沒有做出任何的對策和準備，他們不知道如何留住這些企業，或者如何填補它們離去後的産業空白。這股出走的潛流在今年年初被新頒佈的《勞動法》所刺激，出現了一個讓人吃驚的浪潮，據稱，僅廣東東莞一地就先後出走了將近2萬家中小企業。

在過去的改革政策邏輯裏，民營企業是不需要政策扶持的，它們是野生經濟，或者說，只要不去打壓，就是最好的扶持了。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官員也善於“垂拱而治”，以發揮民間力量爲最佳的治理之術。然而，隨著民營企業的規模龐大，它們已日漸成爲中國産業經濟中最重要的支柱性力量，那種“不打壓就是扶持”的政策思維確實已經到了需要修正的時候。從1981年到2004年的歷次調控，遵循的都是“宏觀吃緊，調控民企”的邏輯，可是在此次危機中，造成的因素並非民企與國企的能源爭奪矛盾，而是因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成本上升以及能源危機等內外原因所構成的。面對這一前所未見的形勢，政策制訂者的智慧面臨空前考驗。

在某種意義上，廣大的中小企業其實就是當今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它們的危機事實上就是中國經濟危機的全部。

近月以來，中央高層密集調研浙江、江蘇、山東和廣東等省，與當地民營企業座談，探討應對危機的策略，這是否表明，政策正在尋找釋放的方向？此外，浙江方面近日發佈消息稱，從9月份起，該省首批小額貸款公司將正式營業，並原則上允許每個縣（市、區）設立一家小額貸款公司。這可能是在灰色地帶潛伏了二十年的浙江地下錢莊群體有可能冒出地面的一條縫隙。不過，人們擔憂的是，由於政策面的不確定，它也可能是暫時的，或者竟是一次更強勢的收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