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房利美與房地美說“不”
其實二房也不希望政府資金涉入讓自己變得更透明,因此也自行增資,站在健全金融體制的立場上,經濟學家當然會希望二房自己闖的問題自己收拾,但美國政府要求不得放空二房就已經是初步的干涉了,未來其股價若是到了不堪的程度,我相信是沒有說”不”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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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房利美與房地美說“不”
作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爲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近些年出現了大量公私合營(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s)的案例,而美國政府即將著手創立這種合營關係的另一典範:私人部門獲取利潤,而公共部門承擔風險。一個本應堅持自由市場原則的政府對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Freddie Mac,簡稱:房地美)與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Fannie Mae,簡稱:房利美)的擬議援助,將導致風險社會化,其中蘊含著長期的道德風險負面影響。
這次援助的辯護者認爲,這些機構過於龐大,不容垮掉。如果是這樣,政府以前就有責任監管它們,那樣的話,它們就不會破産。在沒有足夠消防設施的情況下,沒有哪家保險公司會承保火災險;也沒有保險商會依賴“自我監管”。然而,我們對金融體系卻這樣做了。
即使這些機構龐大得不能破産,它們也不至於大到無法重組。實際上,美國政府的確正在提議一種金融重組,但它並不符合此類公共資助體系應該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則。
首先,它應該完全透明:納稅人需要瞭解他們承擔的風險,以及被援助的股東和債權人拿到了多少錢。
其次,它應該具有完全問責性。管理層、股東或是債權人,所有應該對過失承擔責任的人都應該承擔後果。當股東受到保護時,納稅人不應被要求再多掏一分錢。
最後,納稅人應該爲他們面臨的風險得到補償。風險越大,補償應該越多。
對貝爾斯登(Bear Stearns)的援助違反了所有這些原則。股東們帶走了超過10億美元,而納稅人至今也不知道他們所承擔的風險規模。很明顯,納稅人沒有從所有這些風險承擔中獲得一毛錢。摩根大通(JPMorgan)拿著美聯儲(Fed)擔保的貸款收購了貝爾斯登,而這其中幾乎無疑隱藏了價值鉅額的利率和信貸期權。當時設計一種重組並不難,這種重組能更加透明、更好地保護納稅人的利益、並爲他們的風險承擔提供一些補償。
然而,與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擬議援助計劃相比,貝爾斯登援助方案看起來可算是一個優秀治理的典範。房利美和房地美援助計劃爲其他國家樹立了一座反面榜樣。曾監管失敗、接著又熱情高漲地進行貝爾斯登援助的同一個政府,現在又要求美國民衆開出一張空白支票。他們宣稱:“相信我們。”是的,我們能夠相信政府——會給納稅人帶來另一個不公正待遇。
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了;每個人都這麽認爲。我們應該從問題的核心下手,而這個核心就是一個事實:相當多的美國人貸款超出了他們的償還能力。我們需要幫助他們保留其房屋,方法包括將房屋抵押貸款扣除額轉變成可兌現的稅收抵免,以及設立針對一個房屋所有者的《破産保護法》,重組人們的債務。這將使資本市場變得清晰——降低了有關房利美和房地美資産負債表虧空規模的不確定性。
政府應當設定援助規模的上限,同時需要明確,雖然它不允許房利美與房地美破産,但也不會擴大援助規模。這可能需要嚴厲的重組。應該對“信用額度”收費(任何私人公司都這樣做),而且,基於風險水平,這筆費用應該高於正常利率。
私人部門知道該如何保護其利益,政府不應該落於人後。只要信用額度有所擴大,就不應向股東支付任何紅利。爲了確保政府不是單純地爲那些沒有進行盡職調查的債權人提供援助,至少需要預留出部分(譬如25%)即將到期且不再續借的票據、貸款或債券,放入一個託管賬戶(escrow account),只有在確定納稅人沒有風險後,才可以支付償還。所有的政府貸款都應該是累計優先債務:在其他債權人獲得任何收益前,納稅人優先得到報酬。爲了阻止道德風險,其利率應當是懲罰性的,而且隨著借債數額的上升而提高,以體現風險的上升。最後,政府需要同時兼顧上行趨勢的潛能和下行趨勢的風險:例如,可以持有股份(日後可能會被出售)或者權證——就象在援助克萊斯勒(Chrysler)時採用的。
我們不應該擔心股東會損失他們的投資。早些年,他們已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他們批准的管理薪酬就是爲了鼓勵過度的風險承擔。他們得到了他們希望得到的。我們同樣也不應該擔心債權人損失。他們監督的不力助長了房屋泡沫,而我們所有人都正在付出代價。我們應當擔心房地産市場是否具有流動性,以便那些希望購房的人能夠得到貸款。這份建議提供了必要的流動性。
基本經濟規律認爲,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金融市場中的那些機構已經享用了一場奢華的盛宴,而政府現在正要求納稅人來負擔一部分費用。我們應該乾脆地說“不”。
作者系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他與琳達•比爾米斯(Linda Bilmes)合著了《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衝突的真實成本》(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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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房利美與房地美說“不”
作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爲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近些年出現了大量公私合營(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s)的案例,而美國政府即將著手創立這種合營關係的另一典範:私人部門獲取利潤,而公共部門承擔風險。一個本應堅持自由市場原則的政府對聯邦住宅抵押貸款公司(Freddie Mac,簡稱:房地美)與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Fannie Mae,簡稱:房利美)的擬議援助,將導致風險社會化,其中蘊含著長期的道德風險負面影響。
這次援助的辯護者認爲,這些機構過於龐大,不容垮掉。如果是這樣,政府以前就有責任監管它們,那樣的話,它們就不會破産。在沒有足夠消防設施的情況下,沒有哪家保險公司會承保火災險;也沒有保險商會依賴“自我監管”。然而,我們對金融體系卻這樣做了。
即使這些機構龐大得不能破産,它們也不至於大到無法重組。實際上,美國政府的確正在提議一種金融重組,但它並不符合此類公共資助體系應該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則。
首先,它應該完全透明:納稅人需要瞭解他們承擔的風險,以及被援助的股東和債權人拿到了多少錢。
其次,它應該具有完全問責性。管理層、股東或是債權人,所有應該對過失承擔責任的人都應該承擔後果。當股東受到保護時,納稅人不應被要求再多掏一分錢。
最後,納稅人應該爲他們面臨的風險得到補償。風險越大,補償應該越多。
對貝爾斯登(Bear Stearns)的援助違反了所有這些原則。股東們帶走了超過10億美元,而納稅人至今也不知道他們所承擔的風險規模。很明顯,納稅人沒有從所有這些風險承擔中獲得一毛錢。摩根大通(JPMorgan)拿著美聯儲(Fed)擔保的貸款收購了貝爾斯登,而這其中幾乎無疑隱藏了價值鉅額的利率和信貸期權。當時設計一種重組並不難,這種重組能更加透明、更好地保護納稅人的利益、並爲他們的風險承擔提供一些補償。
然而,與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擬議援助計劃相比,貝爾斯登援助方案看起來可算是一個優秀治理的典範。房利美和房地美援助計劃爲其他國家樹立了一座反面榜樣。曾監管失敗、接著又熱情高漲地進行貝爾斯登援助的同一個政府,現在又要求美國民衆開出一張空白支票。他們宣稱:“相信我們。”是的,我們能夠相信政府——會給納稅人帶來另一個不公正待遇。
必須採取一些措施了;每個人都這麽認爲。我們應該從問題的核心下手,而這個核心就是一個事實:相當多的美國人貸款超出了他們的償還能力。我們需要幫助他們保留其房屋,方法包括將房屋抵押貸款扣除額轉變成可兌現的稅收抵免,以及設立針對一個房屋所有者的《破産保護法》,重組人們的債務。這將使資本市場變得清晰——降低了有關房利美和房地美資産負債表虧空規模的不確定性。
政府應當設定援助規模的上限,同時需要明確,雖然它不允許房利美與房地美破産,但也不會擴大援助規模。這可能需要嚴厲的重組。應該對“信用額度”收費(任何私人公司都這樣做),而且,基於風險水平,這筆費用應該高於正常利率。
私人部門知道該如何保護其利益,政府不應該落於人後。只要信用額度有所擴大,就不應向股東支付任何紅利。爲了確保政府不是單純地爲那些沒有進行盡職調查的債權人提供援助,至少需要預留出部分(譬如25%)即將到期且不再續借的票據、貸款或債券,放入一個託管賬戶(escrow account),只有在確定納稅人沒有風險後,才可以支付償還。所有的政府貸款都應該是累計優先債務:在其他債權人獲得任何收益前,納稅人優先得到報酬。爲了阻止道德風險,其利率應當是懲罰性的,而且隨著借債數額的上升而提高,以體現風險的上升。最後,政府需要同時兼顧上行趨勢的潛能和下行趨勢的風險:例如,可以持有股份(日後可能會被出售)或者權證——就象在援助克萊斯勒(Chrysler)時採用的。
我們不應該擔心股東會損失他們的投資。早些年,他們已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他們批准的管理薪酬就是爲了鼓勵過度的風險承擔。他們得到了他們希望得到的。我們同樣也不應該擔心債權人損失。他們監督的不力助長了房屋泡沫,而我們所有人都正在付出代價。我們應當擔心房地産市場是否具有流動性,以便那些希望購房的人能夠得到貸款。這份建議提供了必要的流動性。
基本經濟規律認爲,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金融市場中的那些機構已經享用了一場奢華的盛宴,而政府現在正要求納稅人來負擔一部分費用。我們應該乾脆地說“不”。
作者系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教授。他與琳達•比爾米斯(Linda Bilmes)合著了《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衝突的真實成本》(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標籤: 金融時報, Fannie Mae, Freddie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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