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政治——“中國”VS“中華”

文章很長，但是寫得很清楚，政治就是讓人有台階下，考量到馬英九現在在台灣受到的考驗，老共如果聰明的話就應該盡可能讓馬英九有條坦蕩的路，長久來說對雙方都是好的！
---------------------------------------------------------------
奧運政治——“中國”VS“中華”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丁學良
2008年7月25日 星期五

北京奧運會還沒有開始，台海兩岸的奧運政治已經開戰了。導火線是關於臺灣參加奧運會代表團的正式名號。

臺灣“中央社”發佈的英文消息稱，國民黨秘書長強調，如果中國大陸違反雙方1989年在香港達成的有關臺灣體育代表團參加國際比賽的正式名號的協定，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將不參加北京奧運會8月8日的開幕式。如果中國大陸官方遵守“1989香港協定”，吳伯雄不僅會參加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典禮，同時也會親自觀看8月18號來自臺灣的中華棒球隊與荷蘭隊的比賽。

這是國民黨自馬英九當選爲“中華民國總統”後，有關兩岸關係最強硬的一個表態。據臺灣方面的報道，現任的馬英九政府看到了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在稱呼臺灣參加奧運的代表團時，用的是“中國臺北”。臺灣方面認爲，這是錯誤的，正確的稱呼應該是“中華臺北”。國民黨秘書長講的那個條件，就是指這個——“中華”對“中國”，一字之差。

對很多大陸居民來說，他們當然理解出席或不出席奧運會開幕式典禮的意義，但他們不太瞭解“中華棒球隊”在臺灣意味著什麽——該隊在臺灣是體育方面最大的驕傲。“中華棒球隊”對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和所起的外交作用，類似於1970年代的中國大陸乒乓球隊。那時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相當孤立，不像現在交往渠道很多，而其他方面的體育專案也弱，唯一能代表國家進行體育外交的，就是乒乓球隊。過去三十年來的臺灣在國際社會也比較孤立，很多場合不可能有政府的代表出去，所以“中華棒球隊”就像當年乒乓球隊在中國大陸一樣，成爲臺灣體育外交最重要的一面旗幟。因此，除了8月8日的開幕式，8月18日的“中華棒球隊”的比賽，對臺灣來講，是整個臺灣參加北京奧運會最具代表意義的專案，是大“秀”。

臺灣方面特別提醒大陸的雙邊“香港協定”，正式簽訂是1989年4月6日在香港完成的。臺灣方面簽字的是中華臺北奧會副主席兼秘書長李慶華，大陸方面的則是中國奧會副主席何振梁。雙方正式協定上說，只要是參加國際性的體育活動，臺灣派出的代表團的正式名號，無論在文件中，還是在體育比賽議程中，還是在隊伍入場時，運動員胸口上的牌子，以及往來信函等，一律用Chinese Taipei，就是“中華臺北”。

其實，有關“中華臺北”這個名號，有著更遠的淵源。淵源來自於臺灣文化界、教育界、政界名人沈君山先生。沈先生最早對我提及此事，是在貴州的黃果樹瀑布旁邊，那應該是2001年的夏天。在和沈先生的把酒閒談中，他提到了體育政治中“中華臺北”這個名號的由來。

1999年，世界圍棋界的華人名流發起一個活動，以減少誤解、增加理解、促進友誼爲宗旨，于每年夏天大學放假時，舉行一次“世界華人炎黃杯圍棋賽”。發起人是香港的金庸、臺灣的沈君山、大陸的聶衛平，以及來自臺灣、在日本圍棋界具有極高聲譽的九段高手林海峰。這四位倡議舉行每年一次的“世界華人炎黃杯”友誼賽，第一次比賽，是在金庸武俠小說裏講的那個大理國、南詔國——雲南大理舉行，第二屆比賽就是在貴州的黃果樹瀑布。

第一屆2000年夏天比賽時，我在國外正忙著，接到邀請信，但沒能回來。第二屆比賽時我剛好在國內，就應邀參加了。參加的時候，組委會打的名單上，四位發起人的名字印在第一行。發起人下面是特邀代表，按照姓氏筆劃，我姓丁，就放在第一位。沈君山一看，吃了一驚，玩笑地對組委會講，這個丁學良既不會下棋，也不會打牌，爲什麽要把他的名字放在這樣靠前？沈君山本人在圍棋和橋牌的業餘選手中，獲得過世界第一名和第三名，非同一般。組委會的小周跟他說，丁學良是來陪您喝酒的。

在黃果樹瀑布，我們邊喝酒邊聊天，沈君山說起一個故事。

1979年， “四人幫”垮臺不久，中國大陸剛對外開放。當時在加拿大舉行了一個國際天文學會議，大陸派出的代表團負責人是中國天文學會會長張鈺哲先生，臺灣代表團的負責人就是沈君山。沈畢業于美國普度大學，是學物理的。說來也巧，沈君山與張鈺哲兩家還有一點淵源，因爲張認識沈的父親。

那時在臺灣，台海兩邊的接觸是最爲敏感的政治問題之一。因爲這是一個天文學會議，再加上他們兩家的淵源，沈君山就很主動，想跨過臺灣方面對於雙方的“不接觸，不談判”的門檻。沈是個大才子，極聰明，他那時是臺灣物理學會的主席，臺灣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後任校長）。但沈也很小心，怕回到臺灣被扣上“通匪”的帽子，他得想法繞過這個東西。他一方面對大陸太好奇了，想跟大陸來的人接觸，但也得留條後路，回到臺灣好交代。

1979年的中國大陸，很少有人可以參加國際會議，對臺灣的代表也是處於好奇與警惕之間。沈君山邀請張鈺哲在房間裏交談。交談時，爲了規避“不接觸、不談判”這個界限，見面一共有四人：張鈺哲、沈君山、張的隨身翻譯，還有一個是爲了能儘量淡化會見的政治含義、由他們邀請來的國際天文學會荷蘭籍的會長。這件事情很滑稽——四個人關在一個房間裏，沒有記者、沒有政府官員；四個人中，只有兩個人心裏有數——沈君山和張鈺哲。但沈這個核心角色在政治上怕出事，所以不能夠與對方直接交談，兩人的講話都不沖著對方，都跟國際天文學會的會長、那個荷蘭人說話。荷蘭人聽了以後，就發表意見，再讓翻譯把話給譯過來。沈君山說回到臺灣以後，如果有人追問的話，我就回答：“我根本沒有跟中共代表團長正式講過一句話。”真絕！

此事已經過去快30年了，現在看來真有點滑稽。沈君山確實聰明，他既與大陸的學者有了交流，也讓臺灣的黨棍們抓不到小辮子。他通過這次接觸，親身瞭解到中國大陸學術界經過毛時代的“文革”，有著怎樣迫切的願望參與國際交往。那時的臺灣，也迫切地想瞭解毛去世以後，大陸的情況到底怎樣。

那天會見後，沈君山非常痛苦。當天晚上，他回到賓館，躺在床上一直不能入睡：爲什麽兩個中國人，大陸的張鈺哲，臺灣的沈君山，兩邊的天文學會會長，這麽想跟對方有個交往，竟會這樣難？而且見了面，不能直接對話，甚至還不能講中文，得通過翻譯傳遞話語。沈君山覺得政治這玩藝兒太荒唐了！

沈一直在琢磨這個事情。困惑中，他遇上了一個重要機會，這個機會就是體育。1982年到1984年，台海兩岸爲參加國際圍棋聯盟，又遇到了麻煩。要參加同樣的一個國際體育機構，名稱怎麽辦？因爲大陸不允許臺灣用“中華民國”，那時大陸已經取代了臺灣在聯合國的位置。

臺灣到底以什麽樣的名號參加國際圍棋聯盟呢？在國際上，中國大陸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大陸堅持把“中國臺北”的名號套在臺灣頭上，臺灣肯定不願意——這樣一搞我不就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了嗎？

是用“中華臺北”還是用“中國臺北”的名義，就爲了一字之差，從1982年談到1984年，整整兩年。中國大陸的談判者是國家体委外事處副處長，沒實權；而臺灣方面真正的主持人就是沈君山，有謀有權，沈既是圍棋高手，又是名人。沈當時非常生氣：整整兩年爲了一字之差，都談不出一個所以然來。1984年的圍棋比賽就要開始了，怎麽辦？最後，大陸方面終於鬆口，臺灣可以不用“中國臺北”，用“中華臺北”。

過了一段時間，沈君山才瞭解到，中國大陸國家体委從一把手以下，都不能拍這個板，是個大僵局。1981年，葉劍英發表和平統一的九條意見，希望兩岸爲了民族大義，要接觸談判、要國共之間第三次合作。大陸方面雖然希望在體育競賽的場合有臺灣隊參加，但又不願給對方一個正式的頭銜——這就是中國特色。

雙方爭執不下。臺灣方面說，如果用“中國臺北”，我們就不去了。這事一直鬧到當時大陸的一把手胡耀邦那裏，是聶衛平找到胡，說咱們就爲了一個字，影響兩岸之間的交往，何必呢？胡耀邦是個開明的共產黨領導人，親自拍板，才把這一個字，定了下來。

沈君山後來說，這一段歷史他記下來了，要寫回憶錄。沈曾在1990、1991、1992年，三次與江澤民長話，談得很開放。江非常珍惜沈具有的大中華情懷，以及在國際上、在臺灣的良好聲譽。江說，他從來沒有跟來自臺灣的人在談兩岸關係問題時，像與沈這樣，談到那麽深度。

台海雙方間的交往，從1970年代末走過來，幾多滑稽，幾多曲折，多難啊！

幾年後，沈君山的回憶錄出版，《聯合報》前社長、沈的老友、我的忘年之交張作錦帶了一本給我，裏面記錄了這段歷史。今天來看，爲什麽這次臺灣方面堅持要用“中華臺北”，不用“中國臺北”，其實是有30年爭議的背景。臺灣爲什麽如此看重這一字之差？因爲在臺灣，那些既反對台獨又不願“投降”的人們，多年來一直在尋找一條靈活的中間道路，來降低兩岸間在政治上互不承認對方的現狀。若用“中國臺北”，對臺灣來講，就等於默認它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這在臺灣2300萬人中間，絕大多數是不能接受的，誰用誰下臺。

“中華”是一個文化和歷史概念，而不是一個政治體系概念。我非常希望中國大陸目前能夠拍板的官方人士，好好讀讀沈君山先生的回憶錄。像沈當年的那一代人，既有政治智慧，又有中華情懷，對於兩岸之間的僵局，具有很多前瞻性的判斷和化解的創意。

我們千萬不要忽視，馬英九政府成立後，正在臺灣引起兩件重大的爭議，一件就是奧運“名號”之爭，還有一件就是馬政府批准放寬臺灣到大陸投資的界限，把台資企業在大陸投資可占其總資産的比例，提高到了60%。馬英九的舉措在臺灣，引起了民進黨一派的強烈反彈，他們非常希望能夠用奧運會“名號”之爭，來廢掉馬政府的大陸投資放寬政策。

奧運會臺灣代表團的名號，涉及到政治體系上的認同，但不涉及“中華民族”的認同。應該讓臺灣繼續用“中華臺北”的名號，讓雙方在30年前達成的諒解，能夠延續下來，這樣才能減輕臺灣島內對馬英九更加開放、更同大陸和解合作的政策所引起的抗拒。從長遠來看，這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和解、發展都有好處。千萬不要因爲短視，來破壞長遠目標的可能，不要因爲決策過程的僵化，而拖延了共創信任的良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