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以來台灣對大陸出口訂單的銳減與負成長是投資電子業者最憂慮的事，馬凱道出了大家心中的憂慮，他認為中國在將擴大內需置於加工出口之上後，金融海嘯對中國的衝擊可由外銷轉內銷取代，但是台灣的高勞力的加工產業只怕如昨日黃花，電子股的暴跌也可反應大家心中的憂慮。
然則，台商在東莞、蘇州、昆山長久累積的產業聚落，難道就真的如此不堪一擊？其實這篇文章就在補充這一面的資訊，出口退稅的減少與人事法規的修訂不會沒有影響，但會不會反而勢將弱勢中小企業與港資趕走的契機？從而對規模相對較大的產業帶來短空長多的未來？或許這是個觀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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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暴中的東莞：到底倒了多少企業？原作者：我是梁山伯
來源：天涯
2008-11-17
1.霧裏看花的倒閉數量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倒了多少家企業。其實企業倒閉在莞並不稀奇，尤其是年底結算之時，東莞都會有一波企業倒閉高峰，只是因爲金融形勢動蕩，各界對這個問題特別敏感，特別關注。
東莞的企業很多，登記註冊的有三萬多家，這還不包括地下工廠，山寨工廠。一到年關，許多企業便應時“倒下”，一種是確實是資金斷裂了，幹不下去了，關門大吉，例如飛躍電器就是如此，還有一種則帶有不良色彩，即爲了躲避債務，先註冊一家公司，把資産注入進去，原來的公司，就變成了一個空殼，債主追上門來，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另一種則更惡劣，也不是做不下去，純粹就是爲了避債，一走了之，例如04年虎門的一家超市（名字忘了）就是此類。此類無良企業常導致企業員工街頭堵路，所以年關時候的東莞，正是雞飛狗跳最熱鬧的時候。
總體上感覺，今年東莞企業倒閉確實相較往年明顯增多，以往倒閉現象主要是出現在下半年結算期，而今年上半年便在感覺到明顯增長，只是數位究竟多大卻總是霧裏看花。套用黃仁宇話說，東莞是一個很不容易“數位目管理”的一個城市，充滿活力，又充滿混亂，所以，我以爲，理解東莞最好靠感覺，而不要靠數位。
今年8月份的時候，廣州一家媒體報道東莞已有1600家台企、3000家港企從東莞撤離。這麽大量的資料、涉及到全市範圍，要精確統計製成報表，如果不動用官方的行政力量，很難完成。而如果政府真有這種統計資料，那就是完全絕密的狀態，外人很難知曉。當然也可猜想是官方泄密得來的數位，那麽我們想想這意味著什麽——3000家港企占到東莞港資企業總數的三分之一，1600家台企占到東莞台企總數的四分之一，一個經濟體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基本可作爲是雪崩狀態，但今年6月份，東莞的用電量達到了歷史峰值，出現嚴重短缺，入秋後的九月仍採取開六停一的做法，所以這麽大的倒閉數，不得不令人生疑。
9月份美國資貸危機再度爆發，東莞企業的倒閉數量成爲焦點，官方也開始反駁猜測這種猜測。東莞一家報紙報道，1－9月，東莞倒閉企業627家，和往年差不多，而東莞市外經貿局的統計說，2007年東莞全市關停外資企業有909家，倒閉數僅占企業的4.2％，涉及金額爲7.2億美元。題中之義，是想說一進一出，進大於出，東莞是穩定的，並沒有出現社會上所謂的大面積倒閉潮。
對這個資料社會上有不同看法，官方、媒體、民間三方數位互相死掐。若按照官方的口徑，經濟運行狀態基本上是不受影響的，馬照跑，舞照跳，那麽就與老百姓直接感受很不吻合了。我常去南城一家潮洲砂鍋粥吃飯，跟老闆很熟，最近問他生意怎麽樣，他的回答是去年這個時候，每天可以做四千多塊，現在只能做一千多塊錢生意，原因？“很多廠搬走了，人少了”。
目前各方所說的資料，都只有局部的真實，而不是全面的情況。要注意到官方的詞語是“關停”而不是倒閉，關停的資料，主要是來自於工商部門的註冊登記，而非大家理解爲廣義上的“倒閉”。另外，外界接觸到的資訊不夠充分，也可能根據了局部情況來評估整體，導致數位放大。各方誤差主要存在這幾方面：
關停與倒閉在統計口徑上不盡相同。許多企業在倒閉之後，並沒有到工商局登記登出，再加上統計口徑和統計時效滯後，沒有在工商台帳上反映出來。
有人說得很貼切，在東莞你很難找到一位廠子已倒閉的企業主，因爲很多這樣的企業是沒有“根”的企業，倒閉也就意味著從此蒸發。但這種己倒閉卻沒有登記登出的企業，仍然停留在續營企業的名單上，反映不到工商局的台帳上。
還有一點，就是許多山寨企業本身就沒有登記，所以一旦關門，就無法體現在統計資料中。東莞的經濟自發性特別強，市、鎮、村、組四輪驅動，原動力有了，也造成無政府狀態。在東莞24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七成以上的企業是在鎮村一級，一些村招來了企業，但很多手續可能還不齊全，村裏除了收管理費外，市鎮兩級並沒有享受企業的創稅利好。這批倒閉的企業，沒有在工商局的統計資料裏反映出來，但卻能夠從飯店小老闆的生意帳單上反映出來，因爲吃飯的人實實在在少了——村內山寨工廠確實少了。
當然，政府關於“關停企業”的統計資料，也並不一定是往少裏統計，也有可能統計多了。我注意到，統計沒有說明對新增企業與倒閉企業之間的詳盡比較分析，去年倒了多少家，今年倒了多少家，分別由什麽原因造成的。從經驗上講，我感覺有些企業可能是死而復生，同時出現在登出和新增數位上，即再註冊一家企業，改頭換面，金蟬脫殼，以擺脫債務鏈條。
我在寫這份東西的時候，東莞市政府前三季度的財政報告出來了，這對於我們分析情況會很有用處。由於財政是政府收入，涉及到上級和下級分錢、有上級政府和人大監管，所以數位很實在，看財政的數位資料比看其他統計報表更真實。東莞前三個季度的財政收入來看，來源於東莞的財政收入464多億元，同比增長16.8％，比上半年的22.2％減少了5.4個百分點。增幅總體上飄紅，不過增幅掉了五個多點。
一般而言，東莞政府收入構成中，最主要的是三塊，土地出讓規費、稅收和工繳費，土地新增規費今年因爲房地産狀態不佳，不會有新增收入，而在沒有開闢新稅種的情況下，稅收和三來一補工繳費的相對比例明顯比較穩定。
基本上可以做一個客觀地評估，各類大大小小企業倒閉，說倒閉數與新增數持平很牽強，與民間的實際感覺差距也很大，企業“關閉”和“倒閉”的總數肯定要大過政府報表不少。但倒閉也並不象外界想象那麽嚴重，因爲從財政收支上來看，財政稅收沒有土地稅費的增長前提下仍保持了較大增幅，這說明整體上企業還是比較穩定的，尤其是大企業比較穩定——大企業是稅收的主要來源。但是受宏觀經濟影響，增長趨勢上放緩，這個趨勢在今後還要進一步觀察。
說到企業倒閉的同時，再補一句，要注意到東莞企業的特殊性。東莞的一般中小企業，它在當地沒有值錢的固定資産，其員工是外地的，機器是租賃的、老闆也是外地的。一旦經營狀況不佳，老闆只需提前一兩周做好資産轉移的準備，到時候拍拍屁股一跑，神七都追不上，也不知去哪兒找，更別說到臺灣、韓國、日本等地方把人抓回來。這種松腳型企業，相對於根植性更強的本地民營企業，倒閉成本更低，企業主在決定企業是否結業問題上，決心會下得更快一些。
2、東莞産業是否傷筋動骨
這些企業倒閉後，對於東莞的産業根基影響有多大。這一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外界猜測東莞官方爲了營造預期，少報了數位，東莞則認爲外界焦點集中放大了東莞當下的問題。這中間可能有一個傳播的放大效果問題，如先前所提到的，大量山寨企業就象個草台班子，三五條槍、七八個人拉出來就是一支隊伍，規模很小，不上臺面。
很多家庭作坊，兄弟姐妹檔一旦倒閉，同行都會口口相傳，“某某的廠子前幾天倒了”，口碑傳播營造一種印象，而等到某家企業倒閉時，讓大家確認和加深了這種印象。
這次經濟危機就是一次大浪淘沙的過程，一批沒有效益，不講道德，污染環境的不良企業肯定要關門。不知道大家有否注意到被媒體報道出來的倒閉企業共同特點——都是欠了一屁股債然後偷偷跑路，留下一大批被欠薪的工人和欲哭無淚的供應商——東莞的合俊如此、深圳的百靈達也是如此。一個企業，在面臨經營危機時，應該是主動清算債務，作好後續安置再關停，或者向法院申請破産再作清算，這種不承擔社會責任、不合法關停的無良企業，其實倒了也不值得我們在道義上太多支援。
從目前東莞企業的倒閉情況來看，所倒閉的主要還是小型企業、無名企業，除金臥牛、雷豹、合俊之外，在行業內有較高江湖地位的很少。即便合俊網上在被訛傳的“中國最大的玩具企業”、“金融危機影響下中國倒閉的第一家企業”，事實上其年營業額堪堪過億，利潤額只有幾百萬，最多不過一個中型企業。反觀浙江倒閉的企業，很多才是真正的“巨無霸”，例如紹興江龍是全國最大的印染企業，台州飛躍是全國最大的縫紉機廠，但現在想賣都沒人敢接。寧波金田銅業是中國500強企業，國內最大的銅加工基地，寧波最大的民營企業，6000多人的“巨無霸”裁成幾百人。相對溫州，東莞的倒閉企業明顯規模較小，層次較低。
我對東莞判斷是，這些企業倒閉都不至於撼動東莞的産業基礎，能讓東莞真正傷筋動骨的是電子産業集群的崩潰，是台商整體的鬆動。東莞電子産業去年規模以上總產值達1608.53億元，占到總的規模以上總產值的27.5％，出口額更是占到總出口額的54.86％.不僅是數量，結構上，電子産業可以說已經在東莞形成了一個成熟的産業集群。電腦資訊産品的95％都可以在東莞找到，而且一小時內可以送貨上門（下文還要詳細說到這點）。鑒於電子産業在東莞的絕對支柱地位，可以負責任地說，只要電子産業集群不發生潰壩式的反應，東莞産業根基就會相對穩固。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台達、東聚、銓訊、光寶以及韓國的三星，日本的京瓷、太陽誘電等大型電子企業還是比較穩定的。有媒體報道說，“三星在2005年到2006年，進行了産業調整升級，原來企業有員工7000人，到現在幾乎減少了一半，而銷售額不但沒有下降，反有上升。”寮步的銓訊一聲不吭，一年産數碼相機1200萬台，現在雖是“過冬”，銓訊傳出消息說還計劃擴廠，産量提到2000萬台，這意味著每5台相機中有一個是銓訊造的。
越是這樣的大廠，也就越可能通過規模優勢來降的成本，只要控制好風險，存活機率可能更高。同時，還要注意到，産業的集群體會帶來各類成本的降低，對於企業配套特別有利，大企業在此地生産會比到一個配套不全的地方生産有利得多，從理性人的角度出發，在東莞的産業鏈條下尋找出路，比離開這個産業集群更有利得多。
東莞的電子産業集群要想穩定下來，首要的就是這個集群中的大企業要穩定下來。而這些大企業很多又是台企。台企近兩年來頻頻放風要搬，其實做生意的人明白，塊頭越大越難搬家，搬一次家往往意味著損失1/3的資産，這跟自己尋死差不多。目前來看，影響台企搬遷的因素中，兩岸的政治因素很讓人放心，更爲重要的因素是東莞這些年形成的良好電子産業集群，己使台商欲罷不能。
台達、東聚這樣的大廠，公司總部嗅覺一萬個靈敏，市場捕捉得比誰都精，要倒閉不是那麽容易的。
從中國目前的投資環境來看，除蘇州和昆山外，暫時還沒有一個可以與東莞在吸納台資上可相抗衡的地方。全球同此涼熱，蘇州昆山不見得更好，台商習慣性撒嬌是在要價，真要撤不容易。東莞近幾年在與台商打交道時，也學會了通過生活配套來捆綁台商，這種生活配套是一種穩定台商集團的有利武器。葉宏燈操盤的台商子弟學校運行多年，廣東的台商都被兒女們捆在這裏。台心醫院建設方案己經落實，這樣台幹醫保問題會有個說法。海協會的陳雲林訪台後，中信金控、富邦金控和兆豐金控也有望加快進入東莞，長期以來困擾台資的融資問題可以得到有效緩解。
港商企業也是東莞的重要産業群體，它的數量是東莞最多的，梁百忍說，廣東港商今年估計要倒閉1/3，我並不認爲這很誇張。不過看港商要注意兩點：一是港商數量雖多，但卻並非東莞最核心的，從整體上來看，港商企業的産品水平較台商低，規模也比台商要小得多。二是港商當中有很多是假港商，是一些東莞本地人到香港註冊一家公司，然後返回東莞投資的，所以它的倒閉並不意味“港資”出了大問題。
我在一些鎮區走訪的時候，鎮區當官的對於港資和台資的太度是明顯不同的，台資談事一談就是要土地，要增資擴産，港資一談就是要政策，要優惠，所以常常覺得台資蠻有事業心，而港資好象有些小打小鬧。香港人最有優勢的行業還是服務業上，製造業上直覺遠不如台商。
從目前來判斷，東莞的産業基礎並不如外界所擔心的那麽鬆動，結構性的力量仍然相當之強。但不可掉一輕心，隨著風險的加深，對産業基礎的維護應該越來越重視，電子資訊産業和台商群體的動向，是評估東莞産業基礎的關鍵性依據，一旦出現了大量的鬆動信號，那麽影響東莞前途和命運的危機，就真的到來了。
3、消極的環境與積極的企業
談到這一輪企業倒閉的問題，可能要談到的是，是否有當地政府産業轉移帶來的“擠出”因素。從我的觀察來看，政府主動“擠出”力量只作用于一些帶有高污染性、高能耗的企業，例如造紙的福安集團，但在其他行業的轉移問題上，我認爲東莞的態度非常暖昧，基本沒有主動推出的行爲。
在今年3-5月間，廣東的政策導向都是轉移，騰籠換鳥，而且還出臺了雙轉移的正式文件，産業轉移對東莞實是兩難。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到加工製造業之上，承載著一個龐大的食利社會，牽系著東莞百萬農民的生計。農民的各類物業收入占到其總收入的70-80％以上，一旦快速轉移，這些毫無現代營生能力的農民馬上就處於無收入狀態，農民和村組無法承受喪失租金收。經濟搞不好，責任還可以推到美國佬身上，百萬農民不和諧，這個責任誰又背得起？
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6月份以來，東莞在各類大會小會上一再重復“不是趕廠趕人”。明顯的，政府更寄望的是在求穩的前提下，通過非激進的方式實現升級轉型，這樣可以減少經濟和社會的震蕩，避免激烈的矛盾出現，這是最現實的道路。所以東莞打出了一系列的牌——要産業升級轉型嘛，先做試點看看，明年再看效果出招；創新升級的調門越來越高，産業轉移的調門越來越低。一些新口號被發明了出來，從“騰籠換鳥”，變成了“擴籠壯鳥”，從“産業轉移”進化爲“就地升級、就近轉移”。
東莞人很務實，鳥都還沒找到，不會就先騰籠，沒有十足把握的事情，東莞人不會幹的。
如我所講的，這輪企業倒閉並非政府主動洗牌、進行産業轉移所導致的“推出”，主要還是一個國際國內各種因素帶來的擠出，市場本身的力量使企業出現了洗牌局面。第一輪出局的，都是自身未能跟上形勢變化的。還以合俊爲例，其實奧運前就己傳出要倒的風聲，內部管理混亂，年營業額過億的企業利潤只有幾百萬，效率之低可見一斑。其股票在香港表現一直非常差，高層脫困心切，但偏偏在一個錯誤的時機，選了一個錯誤的礦業，幹了一樁錯誤的投資。這種經營形勢之下，不是抓緊內部管理，提高現金存量，反而盲目擴張轉嫁危機，結果是死法悲壯，死相難看。
各類媒體報道當中，南都的報道我認爲是最透徹的。它看到了個體在倒閉潮中的自身能動性問題，企業倒閉不能簡單歸罪於金融危機的大環境，更要看企業家自身和企業的經營策略。一家企業的倒閉關門，不能消極地將原因完全歸咎於外部環境，而企業家自身的素質、創業精神、團隊能力、經營策略這些積極的能動性因素，甚至更爲重要。經濟危機也並非經濟滅絕，市場經濟是達爾文主義生效的地方，經歷過摔打並有很強免役力的企業，會存活下來，並成爲下一輪復蘇和擴張的先行者。所以，在經濟危機局面出現時，企業本身的能力是可以緩解和改善外部的整體環境的。
可能有人認爲，東莞外向型加工製造業，企業各項水平低下，根本無法自己發揮能動性，去抗禦風險。錯了！外向型加工製造業並不是一無是處，它也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動性，並非可以一擊就倒的。我研究過裕元鞋廠，它長期爲Nike、Adidas做代工，現在做成了上市企業，還是一個跨國企業。裕元從Nike或Adidas接單，已經不是按別人給的圖紙依樣畫葫蘆，發包方只給描述：我的鞋要傳達什麽的理念，適應什麽文化，滿足什麽樣的環保標準等等，其餘從設計到加工，再到檢測，到出廠，都是裕元代工廠自己完成。有經濟學家講得很對，關鍵問題往往並非處於産業鏈條的哪一個環節上，而要看是否霸佔了這個環節，具有絕對的、優勢的、壟斷性地位，如果是絕對壟斷者，一樣很夠強勢，郭台銘就是這樣代出來的臺灣首富。
面對市場變化，反應最靈敏的，還是企業。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企業最先感知市場信息，並作出靈活反應。
東莞很多代工企業都不是只是OEM，而是能做到ODM（設計加工），有的已開始OBM（品牌運營）。大朗一家毛織企業，我一個兄弟在幫他老闆打理，很早之前就註冊好了一家三資企業，一旦發生危機狀態，就轉産做內銷，現在生存狀態還不錯，前一段在報紙上還被當“典型”介紹一番。
很多企業現在積極自求，首先是要自我保存，有的開源節流，減少人員，有的加強管理，徹底改變生産經營策劃，比如改變原先採用的計時方式，改爲計件方式，增加産量，降低物耗，增加員工收入，並針對公司的訂單結構，合併工廠，提升效率等等。
來自企業和民間的智慧很多，“抱團取暖”這個詞頻頻被行業提起。讀報紙時，我注意到一個叫肖功俊的印刷業老闆，寫了篇萬言書，裏面提到了三家聯保，共同貸款，互助過冬。
有外人認爲東莞企業主的素質低，企業水平差，此話有部分的真理，一些民營企業主的素質確實不好說，但相對來看，這句話並不客觀。很多學者研究發現，相對于江浙一帶政府的大包大攬，東莞的政府在市場上是有意“無爲”的，政府對於經濟活動的干預還比較少，這種“弱勢政府”使東莞的市場化、國際化的程度更高，企業的自主行動能力和水平較高，有助於企業主的成長，尤其是在國際貿易領域浸淫很久的老闆，水平還真不般。
還有一點要指出的是，可能由於東莞的外向型加工業太過典型，而一些新型的、有自主技術和特色的其他企業，反而變成了燈下黑，“非典型”了。其實東莞的一些創新型的中小企業，在當下雖然也遇到了一些困難，但並不是外界所想象的那麽糟，甚至有的反而更好了。
東莞有家易事特公司，這家爲神五生産電源的企業，今年的營業收入增長了80％.從最初的燈管燈包，發展到現在做led，到現在也成爲了東莞的種子企業，準備培養上市。很多銀行也紛紛表示，如果有可培養的物件，十分願意給中小企業貸款。
對於東莞這類有一定技術含量、有創新能力的種子企業，相對於加工貿易業的巨無霸來說，規模上比較少，未成爲東莞産業的支柱。對這些企業來說，危機影響程度相對淺，只要解決融資信貸問題，反而有可能在這次危機中借勢圈地，蓄勢待發，因此，東莞應該特別注意保護這批種子企業，它們可能是市場達爾文主義下的最終勝出者。
每次危機中關於危機和機遇的關係，總是會被人提起。光說機遇不說危機，這是沒有良心，空說機遇大於危機，這叫做亂打官腔，但危機之中蘊含機遇，這句話叫做實事求是。還是先前所說的，經濟危機不是經濟滅絕，總是有人勝出，有人落台，亂世出英雄。從這一點來看，這一次的經濟危機，也不妨看成是來自外部的倒逼壓力，逼迫産品升級，逼迫企業轉型，逼迫東莞實現産業結構性的調整。
外部環境壓不垮企業，企業只是從內部先垮掉的，所以抵禦外部風險，企業的能動性一定要發揮出來，當下一定要以“活下來”爲目標，縮短戰線，壓縮庫存，降低風險。要動員一切可能的資源來爲寒冬取暖，包括行業內的集體行動，以及動員政府給予最大支援——這個時候跟政府要價，可能是最容易的時候，政府這只手也是最強有力的幫助。
4、今明兩年形勢怎麽看
美國的次貸危機，隨著一批投行的破産與倒閉，風險己經得到了新一輪的釋放，然而從整體上看，不確實性因素實在太多，信心還沒有完全恢復。有很多證據表明，美國在購車、其他大宗消費物品上的次級貸款風險仍然未釋放出來，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學界一致認爲可能會進一步加深。
中國的金融開放度不夠高，而對外貿易依存度大，次貸危機帶給中國的影響主要是在實體經濟，尤其是出口行業，這一點大家都有共識。今年年底至明年上半年，恐怕是東莞最難熬的一年。其一，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一旦美國的消費受危機直接衝擊，對於外貿訂單會有較大影響，一些實力不夠的企業可能會因爲訂單不足相繼結業，不進入2009年的外貿市場；其二，年底是一個財務結算的高峰期，各類積欠債務將要完成償付，很多企業可能會出現資金鏈條斷裂的問題；其三，美國市場陰晴不定，政府救市效果不太明顯，全球衰退己成定局，僅僅這一預期，就可能誘發企業的結業關閉。
基於這樣的形勢，對於接下來一段時間的東莞企業整體，各界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我們要準備還有一批企業悲壯地倒下，要準備廠房繼續被空置，要準備勒緊褲帶告別以往的紙醉金迷。做什麽事，都是有得有失，三十年的快速發展，妄想可以不買單白吃鐵杆莊稼，這是黃粱美夢。不調整産業結構，就要被産業結構調整，汪洋這句警告雖然直白，但確是一條經濟鐵律，
世界各國的政府和央行都在積極挽回局面，甚至動用了國有化的手段，雖然效果目前還不明顯，但總會找到辦法的，政府不行，市場也會做到，關鍵是信心恢復的時間有多久。
同時，外部環境上存在一些有利因素，若能夠有效地利用起來，結合東莞自身的優勢和特點，有實力的企業捱過這一難關，還是比較有把握的。
其一、國際貿易成本正出現降低的走勢。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一個副效果，就是國際原油價格和原材料價格全面回落。當國際炒家資本從期貨市場中抽身救主後，原油價格從歷史最高峰的每桶150元下落到60美元左右，這對於所有的企業，尤其是使用石油、塑膠等原則材及能耗較大的企業，是個重大利好。金融危機之中，經濟規律確實仍在運行，需求減少帶來了供給的相對過剩，PPI的下降對於企業生産是一個良好的時機。對於外貿來講，人民幣升值可能會放緩，奧巴馬不是傻子，美國人現在需要中國支援，還不敢逼迫人民幣快速升值。
其二、外貿政策環境會有變化。宏調對外貿加工的過緊政策會全面鬆動，激進的調整政策會讓位于溫和的調整政策。代工産業這兩年背了很多駡名，其中有的罵得對，有的卻罵錯了。戰後的落後國家都是依賴外貿加工起家，它避開了技術、人才、資金缺乏之難快速起步，並能夠大量增加就業。對於一個人口數量龐大的國家而言，人口是第一個難題，解決這個難題的第一個方法，就是就業，以東莞爲例，爲中國吸納了1000萬農民工就業，哪怕我們內心裏再怎麽不喜歡東莞，也不能不承認這項成就蠻了不起。
因爲外貿加工消化就業的社會功能，上至中央政府，下至鄉鎮政府，都不得不非常審慎地考慮這個問題，大量結構性失業和絕對失業，只會使己處於風險狀態的中國社會，面臨更大的危機。最近，國家己經調整了紡織行業的出口退稅政策，僅東莞企業就可以獲得8.5億的出口退稅，接下來，其他吸納大量勞工的製造業領域，也有可能松綁，企業的盈利率可以通過退稅獲得一定的提高，從而增加禦寒能力。
其三、美國市場一般消費品受影響不會很大。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人的超前消費、透支消費習慣將會得到抑制，但這種抑制，更多的會落實在奢侈品、大宗消費品、資本品消費上，例如房産、汽車的消費，可以預見歐美會進入一個歷史的最低谷。
但可以不奢侈，卻不能不生活，歐美國家的一般性的日常消費品的需求我認爲，不會受到過大的減損。諸如電腦、家具、玩具這些物品，己變成一般的日常消費品，不是美國國民的節餘物件，所以它們的市場雖可能會有一定的下滑，但只要中等階層的人口數量不大幅減少（這一點由於歐美福利體系的完善，是可以預期的），一般性的消費零售品總額還會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也就是說，東莞製造業的市場空間，仍將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這將爲加工企業騰出一絲喘息之機。
其四、危機之後，經濟規律會自動産生調節作用。當大量代工企業倒閉後，在客觀上會減少訂單市場的競爭性，供求關係起了變化，較強的加工企業在與外包方的談判中叫價能力也增強。而倒閉企業所剩餘的裝備、人才和勞動力，可以補充到行業中去，提高存活企業的裝備水平、人才水平和勞動力存量，用工用電用地這些資源瓶頸也會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緩解，這就是市場規律自身所能發揮的巨大作用。
這個規律在現實中己經得到充分的發揮，最近我到一些企業去走訪時就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曾經困擾東莞企業三四年的用工荒問題，竟然無形中得到解決了。
除此之外，
東莞自身還有一些特殊的優勢，這些特殊優勢的存在，也增強了企業抗禦風險的能力，維護了産業體系的根基，具體來說，有兩點：
一是，高度的産業聚集而帶來的完善産業鏈條。
以電子産品爲例，95％的電腦周邊産品都在可以在東莞配齊。任何一家電子廠所需要的上游産品，只要一個電話，一個小時內送貨到廠。東聚、台達等大型企業，大廠的很多産品都是通過上下游的轉廠外包完成了進料和銷售。這種配套的完整性，是企業重要的營商環境，它把大大小的企業捆到了一起，成爲一個産業共同體。
産業鏈條完整，可以帶來明顯的“外部經濟”效果，企業之間的相互協作，共同創新，會有效地節餘各項交易成本，提高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簡單的一個比方，如果外部有一美元的成本上漲，一百家上下游企業每個企業節約成本1美分，就可以對沖成本上漲的問題。這一種被臺灣人稱作是“螞蟻雄兵”式的産業組織方式，其實是抗風險能力極強的一個企業網路，面對危機的時候抱團取暖往往比單打獨鬥的大廠更能夠捱過嚴冬。
東莞的主要産業，均己經形成規模龐大、配套相對完善網路的産業集群，例如電子行業、虎門服裝，大朗毛紡，長安模具，大嶺山家具，厚街鞋業，塘廈電源等等，這些集群化的産業抗風險能力還是比較強的，也是東莞的一張王牌。
二是東莞的重商文化和相對較好的政府服務，對於企業的穩定性有明顯好處。東莞的政務環境，與三十年前的窗口一條龍相比，自然己不堪相比了。部門利益分割、官僚主義氣息生長，依法行政意識不強，辦事效率不高，等等方面的毛病，也在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之後，逐漸成爲一個突出的問題，這一點連東莞一哥也在大會小會上狠批痛批，恨鐵不成鋼。
即便如此，相較於內地和不發達地區，東莞的政務水平，在服務企業領域，還是相對比較高的，這與東莞的文化傳統和發展路徑有關係。東莞人做人非常“八面玲瓏”的，懂得與人分利是最好的合作辦法。對於企業，不僅僅是“愛”，有時候甚至是無度的溺愛。例如在處理勞資關係上，各級官員屁股常不自覺地坐到了企業的板凳上，常因此遭至各界批評，並不是沒有依據的。
與很多內地政府不一樣，東莞對企業的主要策略是“放水養魚”，而其他地方往往是甜言密語招來企業，來了之後將之變成砧板上的魚肉。東莞處理企業問題時，一般都能處於優先的程式，能先辦就先辦，這與內地政府的拖遝風格有鮮明的對比。前一段時間，認識厚街雙崗一家木工機械廠姓何的廠長，他對比老家東北和東莞後就說，東莞這邊蠻好，政府到廠裏辦事，辦完了就走，連中飯都不吃，“不像東北，連個門前三包和計劃生育都拿來卡你，弄得人哭笑不得。”
形勢嚴竣，壓力劇增，優劣俱存，事在人爲——這是我對東莞經濟基本面的評價。面臨這種局勢，關鍵是看下一步各方出招，企業的策略是否正確，政府的應對是否對位，各方合力到位，就可以早日脫離苦海，這個時候，一步都不要走招，一招走錯，滿盤皆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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